那些年,可再生能源背過的鍋 | “后補貼時代”的迷思與機遇

2019年09月18日

2019年8月31日,由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共同主辦的“中國環境故事網絡”新一期線下沙龍活動在清華大學未來媒體實驗室順利舉辦。

本期活動以“中國可再生能源的迷思破局”為研討主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國新能源電力投融資聯盟等多家科研機構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專業人士,以嘉賓身份來到現場,與來自環境和能源報道一線的媒體,共同研討中國能源轉型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挑戰與前景。

綠色和平袁瑛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氣候與能源經理袁瑛在開場時介紹道:在過去17年中,綠色和平專注于氣候變化與能源問題,通過政策倡導、企業和市場推動、公眾互動和合伙伙伴賦能等多樣化的形式,不斷推動中國的能源結構向低碳化、清潔化的方向發展。

“然而,在能源轉型已有共識的今天,我們發現在外部媒體的討論中仍然存在很多分歧和爭論。比如煤炭與可再生能源的位置,一方面,我們不斷地聽到學者說,未來50年煤炭在中國還是不可替代的,還是中國的主流能源;另一方面,我們也聽到學者強調,說能源轉型必須加速,可再生能源必須盡快地替代煤炭。再比如當我們提到可再生能源波動性的時候,很多學者包括政策決策者會說,可再生能源是波動的,公眾也會說這是垃圾電。可是在我們看來,這怎么是波動呢?是因為需求不夠靈活,電網不夠靈活,但可再生能源是靈活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不同的位置或者是不同的立場來面對同樣的一個事情,會發現有很多不同的闡述。那么對于記者來說,應該抓住什么樣的根本點,或者用什么樣的立場來看待這些在能源轉型當中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爭論呢?我想這個問題是我們今天的沙龍想要去回答或者探索的地方。

清華大學梁君健

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黨委書記梁君健老師為本次沙龍活動作開幕致辭。他指出,環境議題是這個時代中心的議題,大學在這樣的議題當中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大學是生產知識與凝聚共識的地方。“但是更廣義來看,我們更希望與來自社會各界的朋友們就當前的話題共同探討,產生有價值的信息,更好的共識。我自己在紀錄片創作過程當中就經常接觸到跟環保相關的話題或者知識。在早些年《一張宣紙》紀錄片中,我們當時拍攝的是傳統手工制造的宣紙,但是我們在了解的過程中發現了現在社會對環境帶來的破壞,此外傳統的工匠對自然界的認識觀點也非常精彩。”

梁老師表示,對于環境這樣的議題來說,它既需要來自很前沿的科學研究,也需要聆聽來自不同的機構、不同的群體,不同文化的觀念的聲音。“今天這樣的論壇,將為我們提供一個把多元化的視角聚集在一起產生火花的機會。”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陶冶

作為占全球碳排放四分之一的經濟主體,中國的能源轉型意義非凡,也獨具特色。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老師,在沙龍活動中指出,中國能源的發展不單單是能源自身的問題,很多是跟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相關,同時在當下的中國,能源轉型還涉及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跟“一帶一路”相結合的發展思路。在過去,中國能源生產與經濟消費都主要在東部,所以長期以來一直是把在北部、西部地區生產的能源運到中東部地區。但是在“一帶一路”的倡導下,西部地區本身也可以作為一個經濟區域的核心,甚至成為對外出口或者對外輻射的一個橋頭堡。這就需要西部地區更多依托自身資源支撐自身的發展,而東部也要謀求通過分布式能源供應,例如海上風電,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能源轉型的大的發展思路。

陶老師強調,對于當下能源轉型的基本判斷主要應該基于以下幾點:

  • 首先,我們能源轉型不是為了轉型而轉型。也就是說在我們尋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結構減量”、“清潔、安全、高效”這些內涵本身其實就跟我們推進能源轉型就是一脈相承的。

  • 其次,我們要認識到,對于轉型這件事情,全世界都說能源轉型,但是轉型的起點、終點、過程,可能大家的理解都不同。尤其是不同于已有的成功的經濟發展案例,至今我們仍然沒有看到哪個國家充分實現了能源轉型的最終目標。
  • 再次,轉型絕不單單是強調到供給側到底是用風,用煤,還是用光,轉型是從頭到尾,不僅在生產側、運輸側,更重要的是在消費側發生轉變,比如消費業態模式等等。此外,關于發展可再生能源我們需要的一個重要觀念轉變在于,技術在進步,中國或者全球發展可再生能源,一定不是石油與天然氣沒有了,才用可再生能源。好比人類文明從石器時代進入到青銅時代,并不是因為沒有石頭了。所以,資源量確實是一種約束,但是不是核心約束,更多是化石能源開采帶來的環境問題和經濟代價。

陶老師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國政府關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目標,以及在全球碳排、溫控計劃中的處境。“不同于市場投資主體,從決策者的視角來看,重要的是到2050年形成什么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如果把碳減排這件事情確定為與人類社會命運攸關的一件事情的話,我覺得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就是我們設定了2050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狀況目標,回過頭來再倒逼能源系統為此目標進行轉型。”隨后陶老師還詳細地分析了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前景,包括逐漸取得與其他能源的比較優勢、與其他能源在經濟發展中的統籌配合等等。

在發言的最后,陶老師總結道,本次沙龍主題用“迷思”這個詞的貼切性在于,對可再生能源的討論,在當下甚至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同時這個問題又很迫切,一旦討論拖長了,就有可能面臨路徑鎖定的問題,這對能源發展與國家戰略發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中國新能源電力投融資聯盟彭澎

在可再生能源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很多的迷思與誤解。中國新能源電力投融資聯盟秘書長彭澎就專門總結分析了“這些年可再生能源背過的那些鍋”,舉例說明新能源在國內輿論環境中遭遇的誤解和謠傳——

“這些一本正經的分析,大家一定在過去幾年的報紙報道上看到過。比如說,北京霧霾這么嚴重,其中一個原因是風電裝太多了,阻止風進入到北京,導致北京污染物擴散的比較慢。另外,像光伏安裝后,是不是有電磁輻射,對周圍人不好?另外,光伏組件生產過程耗電跟自身發電相等,是不是不劃算?或者光伏都是騙補貼,浪費全社會的錢……這些討論現在還在微博上被很多人傳播。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在傳播領域已經跟多家機構做了很多次合作,通過各種努力辟謠,但是我們行動的速度比起謠言的傳播速度來說,差距還是很大的。

這些謠言本身的特點使得它們更容易吸引眼球,更容易吸引民眾的關注。所以,對于為可再生能源發展營造一個比較好的公眾輿論環境這件工作來講,還是任重道遠。”

卓爾德環境(北京)研究中心張樹偉

說到能源轉型的時候,德國長期以來作為“排頭兵”,其很多做法一直被很多希望加快能源轉型的國家借鑒與學習。卓爾德環境(北京)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張樹偉,就與大家分享了德國能源轉型的歷史發展與經驗。他指出,德國的能源轉型有兩個支柱,第一個是能源效率提升,第二個是發展可再生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逐步關閉煤炭、核電,實現終端能源效率的提升,從而實現2050年總量的縮減以及結構的變化,這就是德國能源轉型的具體的含義。“如果要說德國人做事跟其他國家有什么不一樣的話,那就是確定戰略之后把它做的很細膩”,在介紹德國2038年退煤完成的路線圖時,張老師指出,這樣明確的計劃對于能源發展具有很強的意義,因為它意味著較強的執行力,即使會有缺點,但“自己承受缺點的代價,這就足夠了”。相比之下,國內大多數討論都是基于理念,而不是基于現實現狀的討論,這種思維方式不同往往是犯邏輯錯誤的。“轉型需要目標,需要工具,你不能定一個很高的目標,沒有工具實現。當我們的目標確定了就是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但這些詞又是基于理念的討論,而不是基于具體的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信息,比如:我們面臨的問題就是多高效算高效?多清潔算清潔?所有的這些詞都在大的連續區間上。所以要解決這些爭議,可能要確定更加清晰可衡量的目標。

除了明確目標外,張老師還強調了文化心理和政策意見代表性等因素在“退煤”問題上的重要性。“這個市場無疑是復雜,轉型要以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方式進行,本身可檢驗性與透明性變得非常重要。這也是我們整個媒體行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機會。”

圓桌討論

在圓桌討論環節,三位來自不同領域的發言代表,圍繞能源體系在國內輿論場話語權的問題展開了討論。特別是圍繞近來可再生能源發展迅猛,但話語權相對煤炭等傳統能源還是較弱的現狀闡述了各自觀點。

綠色和平徐騰飛

綠色和平傳播互動部的徐騰飛女士指出,綠色和平從2017年就開始思考關于輿論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影響,并在2018年正式開展了這個項目,其中包括一個公眾調研,了解公眾對于可再生能源的認知狀況。“我們在北京、上海、長沙等地發放問卷,做了焦點小組的訪談,調研結果告訴我們,差不多有50-60%的公眾覺得可再生能源是未來的能源趨勢,但是也有不少公眾認為由于技術還不可靠等問題,它甚至還會有一些生產環節的污染、能耗等負面影響。這樣的一些反饋信息讓我們認識到,可再生能源的形象是需要更新和重塑的,這也意味著,我們的工作是有必要的。

來自能源媒體的徐沛宇女士表示,與十多年前新聞報道整天都是煤炭怎樣短缺不同,這些年媒體環境其實在變化,向著很好的方向在發展。她指出,能源新聞在輿論場中可能本就不是那么受到重視,這是能源報道的一個難題;其次,可再生能源的產業和規模還不夠成熟,要想與煤炭等大巨頭平起平坐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發展。

“但是,我們可以更多地聚焦于可再生能源本身產品之外,可以放到更大的環境事業中進行報道,從集中式的電站,到現在分布式趨勢、能源生產與消費模式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這是大背景、大趨勢。大趨勢下有很多故事可以寫。最后,我們要寫得更引起關注的話,就要沉下來心來做一些有溫度的,找一些真正有維度的故事,來做可再生能源報道。

創綠研究院李秀蘭

來自創綠研究院的李秀蘭女士最后發言,她指出,基于共識,可再生能源無疑是實現氣候目標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解決方案。但是作為研究機構,如何把研究的成果投入實際,在公眾意識、政策倡導、投資建議等領域發揮作用,確實是當前存在的一個問題。“我們一致在做政策倡導,但是收效依舊不是很明顯。我們可能有一些方案,但是只能私下會議交流、一對一多一些,但是從整個媒體環境來講,這么來講述這些故事并不是很多。”在最后,李秀蘭提出,是否有可能在媒體間建立一個戰略性的合作傳播,有體系地把可再生能源的這些事情講透徹、講清楚,尤其在國家的國內國外戰略及政策方面。相信這在很大程度上將有效地把民眾和各層級利益相關方聯系起來,讓民眾對政策和行業有更直觀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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